在多数垄断行业，政府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价格管制和监督，防止国企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。
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某种意义上，与国家资源的分布不均有很大关系。如此，首先中央层面就有对于高速增长的追求。
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，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财政，还一个是势力庞大的垄断央企。特大项目的投资，亦集中在中央一些部门，而中央在全国的财力分配并不均衡，由此，则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邪气。而在现行的考核和官员升迁机制下，地方对于高速增长，亦存在着强大的动力。目前，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主要依靠投资，但是，这种模式不能长久。假使在湛江的中石化和宝钢撤退，湛江当下的GDP将下降一半以上。
从企业所有制来说，大规模投资浪潮，主要偏向了各种中央垄断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。地方版四万亿引起了广泛的质疑，是否会引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，加重经济结构的病症？地方财力如何保障？事实上，此四万亿非彼四万亿。来自深圳地税部门的消息称， 今年以来，高科技和电子制造业企业聚集的南山区，展开几年来少有的大面积自查行动，要求企业对自己存在的偷税漏税情况进行查漏， 上溯到企业税收两三年前账本。
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，2012年上半年， 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6525.98亿元，较去年同期下降38%。陈少强说，在增收思路上，中央和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扩张， 意味着更多的负债更大的杠杆。在此之外，2011年，该市推行一项房地产税收专项检查，一次性增收45亿元。
北京更是无缘前十，出让金总额仅为144.88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减少55.65%。不止这位，还有多位同事亦被要求补缴个人所得税，追溯时间最长的到2008年。
浙江杭州市财政局一名官员坦言：企业是真困难，财政不敢下手太狠。以深圳为例，2012年，深圳市政府投资重点投向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、城市基础设施、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以及产业转型升级领域，共安排投资计划401.6亿元，占全市政府投资计划的87.1%，其中：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投资385.3亿元，占全市政府投资计划的83.6%。而这些投资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，从而间接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与税收收入提高。在那些财政收支腾挪突然由宽裕变得困难的地方，政府过紧日子的姿态也很明确。
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城市已经坐不住了。新税种开征不易，地方政府将征收力度转向非税收入。在财新记者查阅主要城市的财政预算收支数据中，几乎全部出现收入增幅和支出增幅倒挂，甚至绝对值的倒挂。而在广州，财政需要支付的亚运会项目款项尚未结清。
一名要求匿名的税务人员告诉财新记者：按级别高低降，级别越高降得越多，最高5000、3000的都有。最大的时艰，却当属压不下的开支。
以短期应对财政压力的手段而言，除了在增收上想尽办法挖掘潜能，举债也是极其常见的。前述杭州市财政官员对财新记者坦言，地方对缓解财政压力根本思路与2008年无异：保证地方现金流不断，寄希望于中央政策放松，地价好转，难关就渡过了。
为谋求中央最终在财政刺激和调控政策上松口，地方努力抢跑投资，亦在地产调控中竭力博弈。国家统计局投资司调研员王宝滨在2011年底曾撰文指出， 2011年以来，中央项目投资低速增长，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高位运行， 地方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（不含农户）的比重达到94.1%，成为投资增长绝对主力。浙江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诉财新记者， 今年的税收增长压力很大，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挑起担子，承担起责任。陈少强告诉财新记者：在不少发达地区，土地指标把‘十二五的都用完了。中央对房地产市场严格的调控措施，卡住了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之路。相对于正在推进的营转增试点，房产税是在保有环节征收，属于地方税种，可以增加地方收入。
资金、劳动力等要素也出现由供不应求转向需求不足的苗头。以三公消费而言，中央在2011年给省级地方政府提出的公开三公经费的期限是两年内。
惯性之下，在财政压力中焦躁不安的地方政府，转身自省奋而改革的机会，究竟有多大？ 进入专题： 地方债 中国经济 。6月广东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（PMI）为50.4%， 创近几个月的新低。
顺理成章的是，9个镇街和一个园区的地方税收出现负增长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还是愿意放给地方政府平台。
从西部的贵州、中部的长沙，到东部的广州，数以千亿计的政府投资计划相继曝光，虚虚实实。兴业证券的研究文章称，地方政府投资与中央项目涉及的大产业投资不同，本身主要还是为地方公众服务，其中约50%属于使用者付费的盈利资产，可弥补另外50%的非盈利资产亏损，整体上就可以实现盈亏平衡。8月22日，《中国证券报》发表兴业证券的研究文章指出，目前部分大城市因为道路拥堵而采取机动车限购政策，排水管网建设滞后导致城市内涝来看，地方政府的投资不是多了，而恰恰是少了。二是招商引资化解债务。
这位曾经任职深圳大学的东莞经济研究者，8月18日在实名微博上直指东莞市樟木头镇政府负债16亿元，各村负债7亿元，总计23亿负债。在上海，企业主抱怨，预售账款也要收税，符合政策的清退也不退，入库的门槛非常高。
而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，经济失速和转型困局，将富裕的深圳、东莞逼向赤字边缘。但是，扩张性地方财政能否被规制在民生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等正确方向，不得而知。
不过，毕竟经济不景，税收增收毕竟有限。像江浙一带，把荒地、复垦的都用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地可以用了。
2012年一季度，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12.72%，个人所得税大幅增长57.1%。地方举债需求也更为迫切。因为他们相信，政府真的没钱了。刘煜辉认为，这次减税的内质实际上是减支，准确地讲是减阻碍成长的开支。
但在政策未明解套未至之前，一增收二挖潜，瘦社会的身，瘦自己的身，先瘦谁的身？结果不难猜。三是产业结构转型，发展新的增长点。
但在今年，经济下行，银行不寒而栗，对企业放贷非常谨慎。今年7月，财政的非税收入同比增速比6月突然增加了30多个百分点。
他们将集体讨债的供应商们的债务简单相加，计算政府负债的真实数据。刘煜辉指出，中国政府减支的空间巨大，包括维稳开支、三公消费、低效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所形成的财政补贴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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